情饶歧路 披文见时 江山之助 虽奥非隐

文/房学峰   2016-05-08 19:06:02


这显然是一个晦涩的标题。用这样一个晦涩的标题来描写一位被很多爱好者遗忘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偏偏又是最合适的。

因为她的名字叫杨莹——

文/房学峰


在第34届世乒赛上,杨莹与朝鲜选手朴英玉捧起女双冠军奖杯

“情饶歧路”的独特经历

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年代,幼年丧父的刘勰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朝代更替,上一次是宋变成了齐,这一回是齐变成了梁,虽然在今天的浙江衢州一带当县太爷,但他仍然穷得娶不起媳妇,只能每天住在寺庙里与僧人们一起诵读经书,其生活方式就像很多年后的德国人康德。

但刘勰以毕生才学写了一本大书,《文心雕龙》,就像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扛鼎之作,通俗点儿地说就是,刘勰在这本书里建立起了用汉字写作的审美标准——如果说孔子是中国的第一位教师的话,刘勰告诉我们的,就是孔老师为什么是孔老师。

从那以后,《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崇高到了怎样形容都不过分的程度,但学界公认,只有一位当代学者对这部著作进行了最权威的解读和最深入的研究——杨莹的父亲杨明照先生。

杨先生在成都苦苦研究《文心雕龙》并且建立起权威地位的时候,正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精神原子弹”年代,“文革”时期,杨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饱受凌辱,杨莹则在乒乓球运动上逐渐显示出潜力,她原来是成都市少年篮球队的队员,1966年进入成都市乒乓球队,教练是唐安农。

1973年,李先觉教练把杨莹借调到四川省队,8个月之后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全国比赛,表现不错,被国家队教练、四川人马金豹相中,选进了国家队。

在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历史上,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运动员想必不少,但出身于学界泰斗家庭的世界冠军,只有杨莹一个。当代中国社会里知识和学术所处的特殊境遇,使得杨莹做出了乒乓球这个特殊选择,用《文心雕龙》里的话说,这叫“情饶歧路”。

“披文见时”的世界冠军

和“情饶歧路”一样,“披文见时”这句话也出自《文心雕龙》。

“情饶歧路”的意思是说,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法太多,情感过于丰富,就会有很多种选择让你左右徘徊。杨莹的经历就是这样,如果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家庭在那个特殊历史年代里经历的过山车式的命运颠簸,她的人生可以有很多种选择,而那种特殊年代的际遇,则使她的人生不得不选择乒乓球作为方向。

“披文见时”的意思则是说,好的作品,要能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那个时代。

作为中国乒乓球的世界冠军之一,杨莹当然算一件“好的作品”,而她的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杨莹参加的1977年第34届世乒赛,是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举行的。不能绝对地说这种变化使杨莹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运动员获得了参加世界大赛的机会(此前的例子还有李振恃等),但却完全可以说,时代的变化会使她和她的家庭有种“翻身”般的感觉,这显然有助于她在世锦赛上取得好成绩。

其次,杨莹1977年在伯明翰搭档朝鲜选手朴英玉赢得女子双打金牌,她们在半决赛和决赛里击败的对手,分别是中国选手张立和葛新爱、朱香云和魏力婕,这很容易让人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中朝友谊”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同时构成“让”杨莹赢得世界冠军的理由。

但在研究了34届世乒赛前后的一系列乒乓球事件之后,我对于杨莹这个冠军得出的结论,并非在今天看来受到质疑和诟病的“让球”,而是《文心雕龙》里的又一句名言——“江山之助”。

“江山之助”的乒乓逻辑

刘勰在论述屈原之所以伟大的时候,说这是“江山之助”,意思是说,楚国的壮阔河山和优美风光,是使屈原能留下那么多伟大华章的因素之一。

这句话完全能用在杨莹身上,因为她能赢得世界冠军具有必然性,或者退而言之:当时的中国乒乓球队让杨朴组合赢得女双金牌的选择具有必然性,杨莹是以自己的表现赢得这个机会的。

以非种子身份参赛的杨莹和朴英玉,在争夺前八名的时候战胜了韩国的李艾莉萨和郑贤淑,这场球对她们的夺冠具有决定性意义。1973年世乒赛上,正是这两位韩国选手使由张立、郑敏之、郑怀颖和胡玉兰组成的中国队遭受了一次称得上是“羞辱”的失利,未能赢得团体冠军,考虑到当时的中韩、中朝关系,以及李郑组合对中国女双的威胁,杨朴组合的胜利显然颇具意义,徐寅生在《我与乒乓球》著作中对杨莹有限的描述里高度评价了那场球。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球迷对两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朴英顺的了解多一些,但朴英玉也并非等闲之辈,1973年的第一届亚非拉友好邀请赛上,正是朴英玉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而两年后的第二届亚非拉邀请赛,则是杨莹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国比赛。

这里不应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让球”,后代的许多球迷和作家都对此议论纷纷,但必须正视的一个观点是:不能罔顾历史事实地谈论“让球”问题,而应该去努力推导“让球”的逻辑性。

其一,杨朴组合在半决赛和决赛击败的两对中国选手张立、葛新爱、朱香云都是那届世乒赛女团冠军的成员,即都已经是世界冠军,让杨莹拿金牌符合当时中国乒乓球运动的逻辑;其二,和年轻一些的朴英顺的情况完全不同,那届世乒赛实际上是朴英玉获得世界冠军唯一和最后的机会,因此杨朴组合拿冠军符合当时“中朝友谊”的逻辑(其实美国的游泳和田径也经常有意制造条件让老运动员拿世界冠军和奥运会金牌,8月份的喀山世界游泳锦标赛上,美国的男子4×100米自由泳就企图这样做,想让一位15年前就获得过奥运会金牌的老队员在预赛中出场,然后决赛再由实力更强的选手冲击冠军,这样老将也可以得到一枚金牌,结果因为“演砸了”而致使全队未进入决赛);其三,杨莹和朴英玉都是直板弧圈球打法,而且一左一右,她俩拿冠军,符合当时中国队在追求技战术组合时的“百花齐放”逻辑。


唐安农(右)是杨莹在四川队时的教练员

“虽奥非隐”的海外生活

拿到波普杯后的杨莹和朴英玉,在领奖台上互相谦让,最后一齐举起了奖杯——不要去质疑这种“跨国组合”,因为这已经是世乒赛女双历史上的第八块“跨国金牌”了。

这年年底,杨莹又在单打决赛中赢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战胜曹燕华获得斯堪的纳维亚公开赛的冠军。一年后的1978年亚锦赛,她俩再次在女单决赛中相遇,曹燕华赢回一城,那次比赛,她俩还作为搭档获得女双亚军。曹燕华后来回忆说,当时已经是主力队员的杨莹教过她一招,在来球最高点的时候进攻,力量旋转节奏自己最容易控制,这种“用最简单的办法给对手添麻烦”的思维方式,让曹燕华茅塞顿开,进攻的威力和命中率大增。

对于杨莹的父亲杨明照来说,1978年也是一个好年份,他出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

1979年世乒赛,杨莹和朴英玉再次组合,但在争进八强时负于一对日本选手,之后杨莹退出国家队。

曾担任四川省女队主教练的李先觉介绍说,杨莹离开国家队之后跟梁戈亮一起去德国的一个俱乐部打了近一年的球,然后回四川女队工作,1983年12月开始担任四川女队主教练。1987年杨莹争取到了公派出国的机会,先到荷兰的一家俱乐部,工作不太顺利,她自己去德国找到李先觉,经李斡旋,德国乒协安排她在萨尔布吕肯俱乐部给瑞典的本格森当助手,中国球员谢赛克、陈志斌都在那家俱乐部打过球。当了半年多的俱乐部教练之后,德国乒协专门给了萨尔州一个专业教练名额(不同于俱乐部教练),杨莹从此稳定下来,一直生活在萨尔布吕肯。

在接受《乒乓世界》记者采访时,杨莹说:“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几十年来一直都不愿意接受采访,没有微信、没有电脑、不用E-mail,连手机都不常用。现在很少有机会说汉语,只有圣诞节前回成都才说说家乡话,因为父母不在了,回成都住在朋友家里。

“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好,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跟两条狗和几千册书籍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80年代末一直在德国萨尔州的首府萨尔布吕肯教球,是这里唯一一个没有文凭、也不用教案的教练,所有的东西全都在自己的脑子。作为萨尔州的乒乓球总教练,从业余到专业,按自己的设想,教小到七八岁、大到七八十岁的人打球。通过乒乓球认识了很多人,靠自己的能力得到了承认和支持,融入了德国社会,所以我非常感激乒乓球带给我无限的快乐。五十多年我始终在做乒乓球这一件事,从打球第一天一直到现在,对乒乓球仍然很痴迷,我把全部的感情和爱都融入了进去。

“到了德国,好像打开了另外一个大门,给了我知识的源泉,世界观也不太一样了。德国给了一个旋转的舞台,我就像是一台戏的总导演,把自己的精神、灵魂、人格、对音乐和绘画的理解,甚至脉搏里的每一下跳动都融入到了乒乓球里。我很珍惜上天给我的一切……”

听杨莹讲述她现在的生活状态,用《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形容非常贴切,“虽奥非隐”,意思是虽然深奥并非隐晦。

靠近德法边境的萨尔州是德国无烟煤的重要产地,一战之后割让给了法国,如今已经和世界上很多老工业区一样,面临着人口逐渐稀少、昔日风光不再的窘境,杨莹能在那里一扎几十年,乒乓球和几千册书籍显然是她生命的支柱。想必那几千册书里,不少是杨明照先生的典藏,诚所谓“深奥”,而并非“隐晦”的乒乓球,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方式。读书和打球,那是一种多么健康和理想的人生状态啊!

这就是杨莹,一个游走于古典文学理论的“家学”和乒乓球这种“国技”之间的人,一个因为精神的充实而甘愿远离故乡的人,一个在世事变迁中成为乒乓球国手而没有成为于丹式教授的人,一个被铭记在中国乒乓球运动史册之中却又经常被人遗忘的人……

在寻访到杨莹和她的故事之后,则会有这样的发现——

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那小小的乒乓球就像一本书、一本每次翻阅都会有新的心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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